關鍵字：德性、統治手段
我認為亞里斯多德之所以為了要區分好人與好公民的原因在於，如果一個城邦不可能完全由善良之人也就是所謂的好人所組成，那麼公民和善良之人所擁有的德性就不會相同，倘若一個善良的統治者和善良的人俱備了相同的德性，那麼一位好公民難道就會是一位統治者了嗎？想當然爾並不會，那麼亞里斯多德要區分其中的差別在於，一個好人具有一種稱為「完滿的德性」，但一個公民不必俱備完滿的德性，只須俱備維護城邦安全為目標的德性即可，意指即使不是一個好人，也能夠成為一個好公民。
再者亞里斯多德其背後的意義我認為在於，一個好的領導者並非一定是一個俱有完美德性的好人，因為領導者必須擁有許多統治他人的政治技巧，意指假使今天一個統治者所使用的各種領導技巧，對於一個城邦來說大多是好的，畢竟一個統治者除了成就自己的權威外，同時也能成就一個城邦的壯大，所以當統治者俱備了各種統治技巧時，不論這些統治的方法是否是好的德性，對於一個城邦來說都是好的德性，所以一個統治者勢必是一位好的公民，儘管就一個好人的定義來說—須俱備完滿的德性，一個統治者可能並非是一個好人，但是就一個好公民而言，一個統治者必然是好公民，因為它所俱備的一切德性都是為了讓城邦更好，所以亞里斯多德在區分好人與好公民的同時，我認為就是在告訴我們一個統治者未必是一位「好人」，但卻一定會是一位好公民。
但就我看來不過是想要把統治者統治城邦的手段合理化罷了，如果今天亞里斯多德告訴大眾，他們的統治者統治的手段並非具有好的德性，那麼一個被統治的公民會如何去思考這個問題？一個被統治的公民如果不確信他的統治者，能夠帶領他的國家或城邦通往好的方向，那麼這個統治者何以信服於大眾呢？探討好人與好公民的差異，只是想合理化一個統治者其統治者統治手段的意義，合理化了手段，甚至使其人民相信統治者一切的統治手段皆是俱備好的德性，那麼一個統治者勢必能夠信服於大眾。
亞里斯多德如何得出多數人執政（而非優秀的少數人或富人）的結論？理由何在？
關鍵字：強暴、集合體、賢良之人
亞里斯多德首先從窮人瓜分富者的財產，如同暴君強權壓制他人是相同的公正的，進行論述，窮人與暴君相同俱有強大的力量，窮人靠著眾多的人數，而暴君靠著強大的權力，對於人數較少或權力較弱的人進行強制暴行的手段，但其背後的意義都是公正的，原因在於窮人瓜分富人的財產，是將其本來不平衡的財產地位趨於平衡，而到財產公正的境界；至於暴君以強權壓制於他人的目的，在於使其統治權更具公正性，使城邦走向更完善的境界，所以多數人其代表的意義在於這個共同體所俱有的強大權力。
多數人執政之所以勝過少數人在於多數人執政是一個德性與明智的集合體，而此時眾人就成了一個人，一個至善的人，兼具了多種感覺，以及多種思考，比起少數人而言，更能使統治的政策趨於完善，畢竟少數人並無法同時擁有比多數人更通盤的思考，就如同一個賢良之人之所以出類拔萃，是在於這個賢良之人即所有長才於一身，我們才會稱其為賢良之人，而眾人的集合體恰巧正是一個賢良之人，自然多數人的統治會優於少數人，由上述論證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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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數人執政是否真得可行呢？
關鍵字：共識、權力、光譜
雖然說多數人的集合體，可以使眾人成就了一個類似至善之人的集合體，但事實上，這樣的一個集合體根本難以俱有共識，雖然說理想來看，這樣的一個集合體，兼具了多種感覺，多種思考，但事實上，這樣的多種感覺、多種思考，該如何描述成一個具體的方向或政策呢？又假設假使這樣的一個多數人的集合體裡面是俱有多重的人格，每個人的思考若以光譜作為區分，有的人在極左有的人則在極右，那麼真的辦法走中間路線嗎？假使真的走了這樣的一個中間路線，這樣的一個中間路線是否又非這個集合體所共同產出的了呢？雖然說多數人的「權力」會大於少數人，但是這多數人所集合起來的權力，並非如同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中所提及，眾人操辦的喜宴比一人操辦的喜宴來得好，原因在於這樣眾人所共同操辦的喜宴，根本難以俱有一個具體的共識，這個集合體當中的每個人若具有相同的權力，那麼這集合體中每個權力的意見都會是平等，既然會是平等的，就會難以得出結論，因為沒有誰必須聽誰的問題在，假使這集合體中真的少數人的權力比其他人來得大，那麼是不是又是一個少數優於多數的問題了呢？如此一來我們還能夠說多數人統治優於少數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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