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卷三、卷四

一、 《政治學》中理想政體構思的背景

亞里斯多德構思的中產階級還有理想政體，我認為受到兩的因素的影響。首先是時代背景，古希臘城邦長期存在的貧富階級衝突，即使曾有梭倫進行有利中產階級的立法改革，但雅典政治並未因此獲得長期穩定，這間接造就亞氏認為對和平造成最大威脅的因素就是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再者是在之前答卷二的文章中有提到的，所謂目的論的思考方式，對亞里斯多德來說國家的最終目的(或說最終的理想城邦)不僅只是追求安然的存續，而是安身立命之外還能夠過上一種具有高尚品質的生活，所以他在公民精神的培養、或是教育目的甚至對財產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

二、 亞里斯多德心目中可行的最佳政體

a.亞里斯多德曾說「想要研究最優秀政體的人必須首先規定什麼是最值得選取的生活。這個問題不弄清楚就必然弄不清楚什麼是最優秀的政體……因此，首先應當在這些問題上取得共識。」(1323a15)，我認為亞氏研究政體的目的乃是因為在當時他所處的時空背景下，什麼是最值得追求的生活這個概念相當模糊，甚至城邦的存續岌岌可危，他透過將各種政體做優劣或適當與否的剖析，讓雅典公民有機會重新反思自己心目中幸福生活的面貌，甚至審視他們當時所處的政體跟社會整體要追求的價值是否一致。
b.亞氏對各種政體進行研究分類的時候，大致上是根據執政者的數量、執政目的是否為了公益、執政者的德性、擁有財產的多寡、執政權力是否平等(民主政體的窮人認為平等的權力是正義的；寡頭政體的富人則覺得既然財富有差距，就應該有不平等的權利才是合理)這些指標。在亞里斯多德構築的理想政體中我認為有兩個條件是他強調的：
(1)統治者的行為是不是為了公益是區分政體好壞的判準，就像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這兩者都只不過是追求部份群體利益的政體，他們對於形成國家整體公益是沒有貢獻的。
(2)接著必須回溯到在《政治學》第三章亞里斯多德先強調了他認為城邦應該由多數人(好公民)而非優秀的少數人(好人)或富人進行統治的理由，這其實也就是他對城邦應該著重於法治或是人治的看法。一開始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因為一旦由一個好人(或稱完人)來擔任統治者，被統治者無疑要將他奉為神一般的崇拜與服從，這個狀況下似乎形成的是君主政體，公民不再有要對公共事務進行思辨的動機或必要，好人的統治扎實的牴觸了好公民存在的必要，進而破壞公民輪替執政的制度，然而這結果是違背亞氏所謂「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這個假設的。不過在第一個回答時我似乎錯將「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和追求理想城邦之間的因果關係顛倒了，藉由這篇文章我嘗試重新對這個問題作回答。
從柏拉圖甚至討論陶片放逐法可以看出他實質上是反對由好人來擔任城邦統治者，因為好人擁有的是超群的德性，他們可能引發其他公民的妒忌之心，或者在價值觀念上和被統治者衝突(因為德行修養上的差異，好人擔任統治者時他們的決策可能更不能為大多數人理解)，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是這個好人實際上不是真正具備優良德行操守的人。所以為了防止上述情況發生，亞里斯多德採用另一個和柏拉圖主張哲君統治不同的論調，即應該要由多數人來進行統治。亞氏說「在多數人中，儘管並非人人都是賢良之士，它們聚集在一起也有可能優於少數人……因為，眾人中的每一成員都部分的具有德性與明智，當他們聚集在一起時，眾人就彷彿成了一人，多手多足，兼具多種感覺，在習慣和思想方面也是不拘一格」(1281b-10)，從這裡如果再加進財產的要素，也就是多數人財富的累加在城邦中的比例是占最多的，把權力交給他們也符合公道；由以上亞氏為什麼強調法治甚於人治的原因就可以理出脈絡。
c.追根究柢我認為財產的問題還是最關鍵的，它在通篇《政治學》中扮演的不只是公民謀生的工具，更是實踐理想城邦、能夠使人過更高尚生活最具可行性的工具。亞氏依照公民財產將城邦劃分成極富、中產、還有極貧三個階級，他認為光譜兩端都是會阻礙城邦透過財產私有共用這個制度建立友誼的極端分子，只有擁有適當財富的中產階級因為具有中庸的德性所以不會偏向極端、也不會有強盛的野心所以有利政治穩定，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下由這些中產階級擔任立法者就能制定有利於實踐財產私有共享的政策，再透過財產私有共享他們於是培養出維繫城邦的關鍵­­­­­­­­—友誼；還有因為他們的財產適中，不會被其他階級所覬覦，更不會有要貪圖他人的動機。於是他說「善本身是存在於中庸的；而在任何國家中，中產階級就是富人和窮人間的中庸……如此，我們可以斷稱，以這階級—即混合制—為基礎的政體，因為利益最薄所以會穩定」(1295a25-40)。最後再加上述b點討論，只要中產階級的人數多於富人和窮人的總和，以確保他們不會被推翻，那這就是最理想的中庸政體了(財富、人數、德行三要素都是中庸)。
d.在中產階級掌權的前提下，他們實際上產生的是一個包含了寡頭政體與民主政體的混合政體。重複一次上述關於建構理想政體兩個條件的第(1)點，之所以要以中產階級為主並且兼容寡頭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原因在於，這兩者都只不過是追求部份群體利益的政體，他們對於形成國家整體公益是沒有貢獻的；而且因為這兩種政體對於權力分配是否正義、合理有不同的要求，進而造成政治鬥爭或甚至政體產生變動，這一切都是欲透過中庸之道維繫城邦的亞氏所不樂見的。

三、 對亞氏所構想的最佳政體一些額外想法

就亞里斯多德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因為當時伯羅奔尼薩戰爭結束後，雅典轉入危機時期，那是一個財產分配不均、貧富懸殊以及階級衝突頻繁的時代，我十分能理解他追求中庸之道的緣由；然而對當今各個國家而言，中庸之道是值得追求的政體嗎？會不會形成中產階級為了維護既有的財產、鞏固政治勢力，反而出現極端保守的心態而阻礙了國家的發展？
另外寫這份作業的過程中我不斷猜測，《政治學》是不是其實就是亞里斯多得試圖挽救城邦危機的一套設想？但是其中最令我感到矛盾的是，他在第四卷開宗明義就說，好的立法者或政治家不能只考慮到理想面，還需考慮到實際問題，所以所謂理想政體應該是一種既可行又適合大多數國家的政體。然而他也同時承認在現實環境裏，中等階級是稀少的。如果《政治學》是企圖對岌岌可危的雅典城邦注入一劑力挽狂瀾的良藥，他為什麼選擇尋求這類在政治生活中窒礙難行的政體？又或者其實這些對理想政體的討論是受到亞歷山大不斷將帝國擴大的影響，對公民應該要節制、滿足於城邦生活發出的警惕？
最後，也是從上周課堂結束後我還持續在思考的問題。亞里斯多德既然主張慷慨是為了培養城邦公民友誼，而且公民之間的友誼擔任了維繫城邦的重要角色，那麼極富、中產、還有極貧三個階級之間若是有友誼、有慷慨的概念存在，怎麼會產生衝突呢？又如果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在光譜兩端的公民都是會阻礙城邦友誼的極端分子，那只要透過中產階級在兩者之間搭建起橋樑作為平衡，真的就能和平共存了嗎？我們又該怎麼判斷如果中產階級執政時，整個城邦的和諧是因為友誼的成功建立，還是只是中產階級在人數上達到鎮壓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