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多重身份

一、「蘇格拉底之死」的核心論題

1. 生養於城邦中的所有雅典公民，隨著家庭與城邦的生育與教育， 除最初、原生的自然人身份外，每人同時具有倫理上、政治上、法律上的多重身份。以蘇格拉底為例，他是自然人、人父、城邦公民、同時也是哲學家。《申辯篇》與《克里托》便以「蘇格拉底該不該順從法律、接受死刑？」為引，導出兩部作品的真正重點：「政治生活中，哲人蘇格拉底的多重身份如何交疊、共生或互斥？」 
2. 場景由公審移至牢房，面對不同對象，哲人從不同出發點開展兩場精彩的申辯。面對指控者、城邦同胞與眾法官，蘇格拉底為哲學生活辯護，表現哲學與政治的角力；而面對勸他逃亡的好友克里托，蘇格拉底則為自己坦然赴死的決定辯護，表現自然人與公民之間的競逐。 

二、 守法赴死是否公平？

1. 若稱《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克里托》中的蘇格拉底則為褪去哲學家成色的雅典公民，以好公民身份與摯友克里托展開辯論。此時「守法赴死是否公平？」即是兩人討論主軸。 
2. 面對應不應該守法赴死，兩人提出的相異的公平觀：克里托出於人的求生本能，認定與「求生」相牴觸的死刑判決並不公平，因此勸好友逃亡；而蘇格拉底用來估量赴死公平與否的準則卻是「是否實踐公民德性」，若逃亡有破壞城邦秩序之虞，即違背了一位好公民應有之德性。作為城邦公民，不守法的決定對城邦而言並不公平（50A）。如果未能活得正當，則不應苟活，此時哲人對公民德性的堅持超越了他對死亡的恐懼。 

三、公民德性的實踐場域

1. 然為何蘇格拉底在《克里托》中未見哲學家之成色，成為標準的雅典公民？乃因蘇格拉底與克里托的友誼係建立在公民身份之上，唯當兩人回到雅典公民身份，討論城邦法律才有意義。  
2. 蘇格拉底將城邦法律擬人化、並宣稱雅典公民之應守義務不容拒絕。克里托則強力捍衛身為人的基本慾望：「求生」，提醒蘇格拉底仍有為人父的應盡之責任（45C-D），試圖以多數人的看法說服蘇格拉底（44B-C），蘇格拉底則表示大眾的意見不值得參考（48A），並說：「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著，而是活得好。」「活得好與活得高尚、活得正當是同一回事嗎？」對此，克里托同意了。（48B-C）由這些段落，讀者可看出蘇格拉底的價值觀：若未能活得正當、寧可一死。對蘇格拉底而言，從「活得正當」到「只是活著」間無可退讓也無從妥協。哲人在此二選項間，向克里托辨明優劣，並作出選擇。 
3. 此時蘇、克二人之不同主張實是針對「公民德性之實踐場域」抱持相異的看法。在克里托眼中，「活著」是公民德性得以實踐的基本條件，是必要的實踐場域，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但在蘇格拉底看來，公民德性的貫徹無關生死、且在死亡之後仍得以存續，德性的實踐場域不僅限於肉身。此處即展現了哲學家的超越。 

四、多重身份間不同的價值位階

1. 《申辯篇》清楚地展現蘇格拉底如何以不同價值位階看待自己的多重身份。蘇格拉底同時身為人、公民、與哲學家，但在他看來，「哲學家」身份的價值位階最高。為此蘇格拉底不惜在日常生活及審判中觸怒雅典同胞（30B-C）。哲人終其一生的任務即是引導同胞追尋真理、行正義之事，而身為雅典公民該行的正義之事便是無條件地服從法律與城邦，「如果你不能說服你的國家，那麼你就必須服從它的命令，接受它加諸於你的任何懲罰。」（51B）面對赴死與否的處境，好公民及哲學家此二身分不相牴觸——蘇格拉底可以既是哲學家，又是好公民，於此同時，「好公民」身份卻開始排擠蘇格拉底作為「人」的身份。面對這項兩難，哲人選擇以身證道，放棄作為「人」求生的本能：若逃亡苟活將迫使蘇格拉底放棄哲學、背叛正義、且不再服務於最高的善，這樣的生活對哲人來說是不值得活的。 
2. 面對公民與「人」二身份間之競逐，兩者的價值位階究竟孰高孰低？蘇格拉底以坦然赴死、捍衛公民身份對前述提問作了清楚的回應。哲學生活與好公民身份的優越性，在《申辯篇》與《克里托》中成為不言自明的結論。 

關鍵詞：蘇格拉底之死、公民德行、政治生活、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