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但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本文一開始，克里托就表明了其態度，希望蘇格拉底能逃走。他首先是以公民們的判決是錯的，所以蘇格拉底應該要逃；再者，以蘇格拉底是一位父親的身分，所以他必須扶養他的兒子來動之以情。但是，蘇格拉底卻回道，他決不從任何朋友那裡隨便接受建議，除非經過思考表明它是理性提供的最佳辦法。這是他一貫的做法。
在蘇格拉底的原則中，「公正守法」就是他必須行的。因為公正守法才是身為一個雅典公民「善」的行為。其實我認為此篇的關鍵字就是「公正守法」，但並不是所有法皆為善法，惡法亦是法。但既然身處在這一個城邦中，又身為這個城邦的公民，理應要守法。蘇格拉底必須要行正義之事，這是他認為一個哲學家必須該有的。蘇格拉底講明了違法就是不對的，他認為即使他逃到了鄰國帖撒利，他還是一樣地活著，做一切人的奴僕，成為一個在帖撒利混飯吃的無賴，因為人們只會將他逃亡的經歷當做故事一般的聽聽罷了。
蘇格拉底也以「傷害別人和錯誤地對待別人並沒有什麼區別」來對克里托闡明，人即使受到惡的對待也不能做惡，我們不能以錯還錯，以惡報惡，來對克里托說之以理。因為做惡並不是一個正義的行為，身為一個哲學家他就必須要行公正之事。何況若他逃走了，豈不就是反對了這個國家這個法律對他的裁決，既然違反了這個法律，他當初(申論篇，蘇格拉底上法庭)又怎能用這套法律的規範和保障的正義來為自己辯駁。雖然他的死，的確是會斷了繼續探就真理和傳播真理的任務，但至少他確保了自己這一生行的皆是正義的，他堅守了自己的原則，也表現了他身為一個雅典公民，對雅典的忠愛與對雅典法律的尊重。
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
我認為不論是在〈申論篇〉中的蘇格拉底，或是〈克里托〉中的蘇格拉底，其身分哲學家和雅典公民都存在，只是哪個身分佔較多之差。若說〈申論篇〉中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身分超越了雅典公民的身分，那麼在〈克里托〉中，我覺得雅典公民的身分確實也有些許超越哲學家這個身分。
申論篇中，我認為蘇格拉底是以雅典公民之身分為基礎，但是以哲學家的身分及理念來向大眾和法官表明他的清白。他使用最擅長的問答法，在一問一答之中，以一個真理衍伸到另一個真理，從而表明他是在執行神給他的任務，也讓他知道人們甚至自己在許多方面都是無知的，也只有知道自己無知的人才是真正的智慧。克里托篇之中，我覺得，從蘇格拉底的對話中，雅典公民之身分越來越浮現出來，雖然還是有一些身為哲學家的理念及堅持，但是，我認為他不斷地強調逃走是不對的。因為逃走其實就是違反了雅典的法律，而身為一位一切行為必須正義的哲學家，他必須遵守法律，這也是身為雅典公民對雅典法律的尊重。在與克里托的對話中，看得出他已經拋棄了為人夫以及為人友和為人父的身分，他在人生最後的時刻，仍堅守的是雅典公民與哲學家的身分，他堅持自己要行善與正義的行為。「逃走」這種以牙還牙、以惡報惡、以錯還錯的行為在他的理念中並不是正確的。蘇格拉底在對話中自己提到，若沒有雅典就沒有他。沒有雅典法律的保障與規範，他無法生活在這城邦之中。所以，即使克里托試圖以民俗倫理之情(生兒、育兒)來勸他，又或者是拿他哲學家的身分(繼續完成神給他探究真裡傳播真理的任務)來勸他逃跑，他仍不為所動。因為他認為公正守法就是一個雅典公民應守的規範。所以我認為，蘇格拉底在〈克里托〉中，雅典公民的身分確實是有超越哲學家身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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